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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的升值幅度还将取决于美元在下半年的走势。从较长期的周期和经济基本面来看，美国巨额的赤字意味着美元的贬值。但是由于今年夏秋之际新兴市场较为动荡，美元将再次成为国际资本的避风港。因此短期的因素将推动美元走强。由于美元长期贬值和短期升值的力量并存，走势较难判断。我们粗略估计人民币至年底对美元升值至7.85。央行一共有五个用以紧缩货币条件的政策，即央票发行、窗口指导、提高准备金率、提高贷款利率、人民币升值。由于每一个工具都有其局限，央行不能仅依赖单个政策，因此至今央行已交替使用了前四个工具。但是前四个政策都只是抑制了内部需求，会进一步恶化中国的贸易失衡。只有人民币升值这项政策是抑制外部需求，在紧缩货币条件的同时还有助于缓解贸易失衡的问题。因此显然升值是五项货币紧缩政策中的Zui优选择。另外，国内流动性之所以过剩的原因是巨额的贸易顺差和热钱流入。前四项政策都只是资金已经流入以后的对冲，而只有人民币升值才是Zui为釜底抽薪的办法，即减少由于贸易顺差导致的外汇占款。当然热钱的流入主要取决于对人民币升值的预期。如果人民币总是小幅稳步的升值，这会有助于形成人民币升值的预期，不利于抵制热钱流入。因此让人民币再次重估2%也不失为良策。但是鉴于央行会遵循稳健的货币政策，我们不寄予希望央行会再次重估人民币，但是我们认为人民币浮动升值的幅度将大于过去个月。我们估计未来的央行紧缩政策将继续主要依赖公开市场操作。当面临央票利率攀升和商业银行抵制的时候，央行会考虑再次升息27基点。下半年再次提高存款准备金率的可能性较小。财政部部长金人庆日前透露，今年前5个月我国财政收入同比增长23%，达.66万亿元，完成预算的46.9%。全国财政支出增长7%，达.2万亿元，完成预算的29%。迄今实现财政盈余.54万亿元。良好的财政状况使得政府有能力在下半年增加财政支出，对从新农村到奥运会等一系列政府投资项目提供资金保证。虽然资金运用的效率可以探讨，但是财政支出的确能够弥补一旦美国经济减速后出现的需求缺口。2再次升息的可能性为3%今年的紧缩调控措施起于一季度的宏观数据超出预期。从4月份至今，尽管紧缩措施频出，但是4~5月份的数据依然强劲。于是有人认为调控无效，戏称调控成为“空调”。我们认为调控仍然起到了一定效果，否则信贷投资过快增长的形势还会更为严峻。但是调控的效果显然与预期目标还有差距，抑制信贷和投资过快增长的力度还不够。出现这样的局面，我们认为有以下几个原因。第一，投资的强势增长有客观的基础。在快速城市化的过程中，对于基础设施、城市公用事业、等方面投资的确有实在的需求。第二，地方政府积极参与经济扩张的模式仍然没有明显改变，换届的影响甚至比以往还要提前出现。第三，商业银行经营压力，加上来自各级地方政府的压力，都在刺激放贷快速增加。第四，中央政府对经济预期目标也可能比以前的要高，对信贷投放超过预期目标、投资增长较快的容忍程度在提高。调高投资增长目标、信贷规模目标，很可能是调控当局要正视的问题。第五，中央政府仍然希望采用有保有压的灵活、渐进的调控策略，不致导致过分紧缩。首先我们需要理解本轮调控与24年时的不同。在24年，经济过热导致煤电油运等上游产业全面紧张，加上粮价火上浇油，cpi曾高达5.4%，使经济降温迫在眉睫。而得益于过去两年的投资，上游的瓶颈大多得到缓解。虽然cpi开始爬升，但是估计全年cpi升幅Zui多达到2.%。因此今年和24年的局面完全不可同日而语。今年调控和紧缩的理由不再是瓶颈和通胀，而是信贷膨胀后的金融风险以及投资过度后的产能过剩。调控原因的不同决定调控的手段和力度的变化。我们认为政府对gdp增速和投资增长的容忍程度事实上高于市场的估计。这决定了下半年调控政策会是小幅调整、以改善经济结构为Zui终目的、抓好现有政策的落实。我们对下半年的宏观政策作如下预测：继续落实房地产政策，更加严格地控制土地；提高环保、产业准入等标准，以此控制投资增长过快；通过反腐典型，严肃政府政策的落实；继续紧缩货币政策，以公开市场操作为主，伴以人民币升值，3%的可能再次升息，再次提高存款准备金率的可能性较小；稳健财政政策的实质从紧缩向宽松转变，继续支持包括新农村建设在内的政府支出。余永定:人民币不能急升建议保持稳步升值步伐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余永定昨日在北京表示，仅仅依靠中国的汇率调整来解决全球经济失衡并不现实。他建议中国保持人民币稳步升值的步伐，同时尽快调整对外贸易及税收政策。新近公布的数据显示，我国6月份外贸顺差同比增长49%，至45亿美元，刷新了5月份创下的3亿美元高点。贸易顺差再创新高，使得海外经济学家相信，央行将加快人民币升值步伐。余永定昨日出席在京举行的全球国际收支失衡研讨会时对此做出回应，认为人民币仍然需要保持稳定的升值步伐，而依赖人民币汇率调整来解决全球、尤其是美国经济失衡并不现实。近年来，以中国为代表的亚洲国家国际收支盈余居高不下，而美国则面临严重的“双赤字”难题，这一鲜明对比构成了全球经济失衡的根源。余永定认为，加工贸易在中国贸易顺差中占据了相当比重，中国经济结构的调整需要相当时间。同时，中国贸易顺差仍然依赖于纺织品、制造业以及it业，这些部门的盈利率约在3.5%～5%，一旦升值比例过大，将会引起部分企业倒闭，这些问题将引起中国当局的重视。但他也强调，当前外汇储备不断增加的趋势是不可持续的，过高的外汇储备给央行造成了巨大的汇率风险。目前我国外汇储备已超过9亿美元，稳居一。余永定建议，在保持人民币稳步升值的同时，改变传统的对外贸易及税收政策。据介绍，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政府采取了一种自我平衡的管制政策，在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时更倾向于面向出口型的合资企业，同时提供较为优厚的税收待遇。余永定认为，上述“摸着石头过河”的举措在改革初期十分正确，但时至今日，这一政策对中国经济模式的扭曲已经显现，同时也向市场发出了错误的信号。余永定建议，取消对外商投资的优惠政策，特别是在税收方面，国内和国外的企业应该享有同样的税率。余的建议与国家主管部门的思路不谋而合。商务部官员日前表示，将改变过去“重在鼓励出口”的外贸政策，叫停部分产业的出口退税，今后将“有选择地吸引外资”。余永定强调，全球经济失衡的状况的确不可持续，但调整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完成。他认为，包括中国、美国在内的全球各国应当相互合作，共同解决亚洲盈余和美国赤字的问题。其中，中国允许人民币稳步升值，将是改变中国失衡状态的更为有效举措。“调整是必要的，但过分剧烈的调整并不适宜。”余永定说。对亚洲国家来说，Zui不愿意看到的就是陷入两难的各大央行争先恐后地抛售美元资产。余永定同时也是央行货币政策